“我的眼睛和鼻子比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PSI）更准。”
“看看今天的烟霾，我敢说PSI一定超过200点了，甚至接近300点……”
烟霾持续笼罩新加坡，中部地区的24小时PSI星期二（9月29日）一度达到167点，进入“不健康”水平。这个数字反映的是过去24小时的整体空气污染情况，但不少身处烟霾的公众更在意的是：此时此刻的空气究竟有多糟？
这样的情绪，也反映在社交媒体的评论中。每当跨境烟霾影响新加坡，类似的质疑便再次浮现。国家环境局上个月15日通过社媒平台解释PSI的计算方式，尝试说明采用24小时PSI与其他空气质量指数在计算方法和用途上的不同，不少媒体随后也跟进解读。
不过，从相关贴文下的评论来看，公众的疑问没有因此消失。
民众在意的是，官方公布的数据和自己感受到的烟霾程度不相符，认为24小时平均数无法反映烟霾浓度的即时变化，尤其难以呈现不同地区当下的空气状况。他们希望看到按小时更新细分至各地区的空气污染读数，认为这样的数据才更贴近实际情况。
为什么同一场烟霾，官方数据和人们的实际感受会出现落差？公众对科学和环境信息的信任，取决于哪些因素？《真假之外》系列第一篇，带你从风险传播的角度，看烟霾数据的发布，以及官方与公众沟通风险的方式还能如何完善。
数据与体感落差
环境局目前发布两组空气质量数据：24小时PSI和一小时PM2.5悬浮颗粒浓度。
24小时PSI综合六种主要空气污染物的24小时平均浓度，包括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臭氧，以及悬浮微粒PM10和PM2.5；一小时PM2.5浓度则反映空气中细颗粒物PM2.5的即时浓度，每小时更新一次。
如何更即时反映烟霾情况，不是新问题。1997年烟霾期间，有关当局每小时公布3小时PSI；2012年，环境局每天三次发布全岛五个地区的PM2.5浓度。2013年严重烟霾暴露出24小时 PSI无法及时反映当前空气骤变的问题后，环境局隔年便将PM2.5正式纳入PSI的计算公式中，发布包含PM2.5在内的五个地区24小时PSI。
PSI是24小时的平均值，因此不会即时反映短时间内的污染变化，这是数据和体感可能出现落差的原因之一。 此外，能见度也受空气湿度、水汽，以及颗粒物吸湿等因素影响。
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助理教授王鹓受访时指出，在风险传播领域，专家对风险的判断和公众的风险感知之间存在落差，并不罕见。核能、疫苗安全等议题上，世界各地都有类似情况。
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助理教授王鹓，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健康、风险和科学传播。（受访者提供）
她说，官方指标旨在客观地反映可测量的污染程度，而公众判断风险时，还会受到亲身经验、情绪，以及身边人的看法影响。比如出门时看到天色灰蒙蒙，手机上却显示空气质量“中等”，多数人的第一反应不会是“原来没事”，而是“这个数字准不准”。
当两者看起来矛盾时，人们很自然会先相信自己的体验。社交媒体上的照片和讨论，也会进一步强化这种感受。
即使公众理解指标的计算方式，也不代表担忧就会消失。王鹓说，人们心里仍然会有疑惑，为什么我这里有味道？对家里老人和小孩有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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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些与个人生活直接相关的疑问没有得到回应，准确的数据也未必能让人安心。”
学者：承认不确定不必然削弱信任
梳理社媒有关烟霾的讨论也会发现，除了有民众倾向于相信感官判断，也有人猜测，数据偏低是为了经济继续运作，“老板让工人继续在户外工作，才不影响赚钱”；另一些人则转向参考其他空气质量指数，如AQI。
空气质量指数（Air Quality Index，简称AQI）是国际上常见的空气质量指标，不同平台和国家采用的计算方式并不完全相同，有些计算时会采用每小时污染浓度数据。
至于新加坡为何不采用AQI，环境局早前曾向媒体解释，不同的国家和组织都有自己计算空气质量的参考指数，没有哪个更好的定论。
王鹓说，公众对科学和环境信息的信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如何看待提供信息的机构。发布数据只是第一步，还需要让人理解这个数字代表什么、适用于什么情况，以及如何据此安排日常活动。
同时，公众也在意机构是否完整地说明情况，有没有交代数据的局限，以及存在什么尚未确定的问题。她说：“承认不确定性并不必然削弱信任。”
她引述美国一项2020年发布的研究说，清楚呈现数字的估计范围，通常不会明显降低公众对信息来源的信任。
王鹓指出，信任也受到过去经历、价值观，以及家人、朋友和媒体讨论的影响。 同一条信息，有人会联想到过去得到帮助的经历，也有人会想起曾经石沉大海的投诉。
“所以信任是在长期互动中逐渐形成的，每一次信息发布、疑问回应和实际处理，都在累积公众对这个机构的判断。”
风险传播仍有加强空间
王鹓认为，目前新加坡烟霾信息发布已经比较完善，数据更新及时，也有相应的健康指引。但风险传播的角度来看，仍有加强空间。
例如，不同指标之间的区别，对普通民众仍有一定理解门槛；“正常”“中等”等标签虽然便于理解，也可能被理解地过于简单。
她建议，政府可以更主动地回应公众的具体担忧，如在户外待多久需要担心、什么时候需要戴N95口罩、能否申请居家办公，以及不同人群应采取什么措施，同时把“如何应对”的信息与空气质量指数放在同样醒目的位置。
王鹓说，当人们感受到威胁，却不确定该怎么做时，可能更容易产生焦虑，甚至选择回避相关信息；而当人们清楚知道有效的应对方法，风险信息才更可能转化为实际的保护行动。
“当公众既知道风险有多大，也清楚自己能做些什么时，风险信息才能真正帮助他们做出适合自己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