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创新药研发竞赛有多激烈？近月来，一个另类指标给出了答案：猴子不够用了。
作为临床前安全评估的关键资源，实验猴被业界比作创新药研发的“算力”。随着研发项目增加，实验猴供不应求，单只猴子价格近期飙升至20万元（人民币，约3万8000新元），引起研发周期延宕的担忧。
研创中新药占全球三分一 视为驱动外贸“新新三样”
这场猴子荒，是中国创新药研发迅速扩张的生动缩影。经历近10年的药政审批改革、资本投入和研发积累，中国创新药研发和出海步伐2024年前后迎来拐点：海外授权交易大增，中国由全球药企的重要销售市场，逐步成为全球新药的重要来源。
截至去年底，中国的在研创的新药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33.7%，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最多的国家。
近月来，创新药更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一道，被中国官方归纳为驱动外贸的“新新三样”。这轮崛起背后，是中国创新药产业优势的体现；而下来如何从做好药成长为世界级药企，则是中国药企试图跨越的下一道关口。
中国创新药发展到了什么阶段？南京生物科技公司维立志博创始人康小强博士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将中国药物研发历程分为三个阶段：最初以仿制药为主；之后进入“快速跟随”阶段，在已有靶点上进行改良；如今已迈入强调创新的第三阶段，出现新靶点以及抗体偶联药物（antibody drug conjugates，简称ADC）、双特异性抗体（简称双抗）等领域。
ADC被誉为肿瘤治疗领域的“生物导弹”，可精准将毒素递送至肿瘤细胞。双抗药物则可识别双靶点，是肿瘤及更广泛疾病的重要治疗手段。
中国创新药产业近年来出现各种新靶点以及抗体偶联药物（ADC）、双特异性抗体等研发领域。（档案照片）
这轮迅猛增长的背后，是中国多重研发优势的叠加，尤其是庞大的患者基数，为临床试验提供了天然优势。
康小强解释，中国创新药研发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效率和成本，例如从临床前研究到临床试验，整体速度至少比美国快一倍，但所需成本仅约三分之一，“资本一定会走向效率高的地方”。
中国的国家政策也持续加码。“十四五”（2021年至2025年）期间，中国将生物医药创新转型列为重点；“十五五”（2026年至2030年）规划进一步提出，到了2030年，首创新药要在全球占比25%以上。
和一般出口商品不同的是，目前中国创新药走向海外，很大程度上采取“借船出海”的模式——将药物的海外开发或商业化权益授予外国药企，借助后者的临床和销售网络进入国际市场，中国药企则可获得首付款、里程碑付款等收益。这些交易以美欧市场为主，也包括东南亚、中东等地。
去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300亿美元（约1658亿新元），交易量超过150笔，创历史新高。
授权交易爆发的另一端，是美欧大药企补充药物管线的迫切需求。
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荣誉教授王俊南受访时解释，不少西方药企未来几年面对“专利断崖”的问题，必须寻找新药补充管线。过去，美国药企通过收购当地生物科技初创企业获取新药资产，但如今优质企业收购成本不断走高，与中国药企合作成了更具吸引力的选择。
当下，中国涌现大量可授权的新药资产，离不开过去十多年逐步形成的本土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中国创新药企主要聚集在江苏、广东、上海和北京等地，其中位于江苏的新加坡与中国政府间合作项目苏州工业园区，是创新药研发重镇之一。
苏州工业园区是中国创新药研发重镇之一，经多年发展，园区已形成从医药合同研发、创新药研发、到商业化和物流环节的完整产业链。（档案照片）
园区药企之一康宁杰瑞的创始人徐霆博士受访时说，经过多年发展，园区已形成从医药合同研发、创新药研发、到商业化和物流环节的完整产业链；加上多年来政策保持延续性，“对人才和资金的虹吸效应很大”。康宁杰瑞目前聚焦肿瘤治疗。
徐霆认为，随着整体研发能力扩张，中国生物科技和制药企业走向海外是必然趋势，尤其国内竞争激烈，“一个ADC（赛道）都可以有几十个类似产品，研发和生产产能的过剩，意味着必然要走出去”。
好药卖外企断送商业价值 不如“造船出海”争取自主权
随着“借船出海”渐成气候，中国创新药全球化步入更具挑战性的下半场，转向如何从“借船”走向“造船”。
在一些业界人士看来，对外授权虽然具商业逻辑，却如同“手握一款好药，找个大药企卖掉”，后续商业价值由接手的跨国药企掌握。
相比之下，“造船出海”——自主建立海外临床开发、注册和商业化能力——能让中国药企保留更大自主权。在美国自行销售抗癌药的生物技术巨头百济神州，便是这一出海模式的先行者。
然而，对多数中小型药企而言，“造船”门槛仍然较高，须拥有国际人才并具备跨国管理能力。康小强坦言：“一步步从被动，到半主动，再到主动，这需要一个过程。”
他解释，对外授权属于相对被动的路径；更主动的模式包括在海外成立持有股权的新公司（NewCo），以及分享利益的联合开发模式。再往前一步，才是由药企自主在海外开展临床试验和销售。聚焦下一代肿瘤免疫疗法的维立志博，目前主要仍采取对外授权和NewCo模式。
南京生物科技公司维立志博重点研发下一代肿瘤免疫疗法。图为实验室里一名工作人员操作半自动超滤系统。（维立志博提供）
另一药企康宁杰瑞今年8月则与美国人工智能生物科技公司Pathos达成合作，将一款自主研发双抗ADC药物的海外权益授予后者，首付款项为1.25亿美元。
创始人徐霆说，公司希望借助Pathos的大数据和大模型，更快找到进入美国市场的路径。未来，康宁杰瑞将自主推进核心产品的全球临床开发、实现商业价值；其他项目仍将以合作为主，包括对外授权和联合开发。
不过，造好了“船”，企业还得面对政治现实的另一道坎。
协助对接中国与国际生物医药合作的InScienceWeTrust BioAdvisory咨询公司创始人唐钧博士受访时说，美国占了全球药品销售总额约55%，利润贡献估计至少70%，是全球最重要市场。“如果要成为下一个（美国制药巨头）辉瑞，就必须进入美国市场，拿下销售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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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钧坦言：“那问题来了。你必须在美国有销售团队，直接在那里卖药，美国政府会允许吗？说是造船出海，但美国港口可能都不让你入关。”
要成为世界级跨国药企 还须大量投入扩大市场
面对全球商业化能力待补强和地缘风险等挑战，中国何时会诞生一家在营收规模和品牌影响力能比肩西方老牌巨头的跨国药企，是业界关注的问题。
在康小强看来，中国诞生知名跨国药企“是迟早的事”。他说，“中国人的研发能力还是比较强的，美国跨国药企实验室也很多中国人在做”，只不过单靠研发能力还不够，药企还须补齐国际临床、生产和销售等环节的能力。
他估计，按照设立国际中心、开展临床试验、取得监管批准、再到建立销售体系的时间表，未来七八年内有望看到知名中国跨国药企崛起。
但王俊南提醒，西方大药企在全球市场深耕五六十年，中国药企要打入由这些老牌企业主导的市场并不容易。他以美国制药巨头礼来（Eli Lilly）为例指出，这家公司市值达约1万亿美元，相比中国头部药企的数百亿美元规模，两者仍有明显差距，“（中国药企）除了科技要追上去，市场规模也还要投入很多”。
中美药企合作越深政治逆风越强
中国创新药迅速崛起，在吸引越来越多跨国药企寻求合作的同时，也形成一个矛盾局面：中美药企在商业上越来越需要彼此，战略层面的防范却日益加深。
今年6月，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提出《生物科技投资国家安全法案》，寻求将生物科技纳入美国对外投资审查框架，对涉及中国实体的生物科技交易加强审查。
这引发部分业界人士担忧，生物科技正成为中美科技战的下一个前沿领域，双方都可能收紧跨国药企商务交易的限制。
不过，多数受访者相信，政策变化短期内可能带来负面影响，长远而言却难以阻断中美药企的合作。
生物科技跨境商务拓展顾问唐钧就说：“美国大型制药公司和专业医疗投资机构，如今非常欢迎和中国深度绑定。至少在投资人层面，没有人会反对与中国合作。”
唐钧研判，上述法案以现有草案通过的概率不高，因为它对美国医药业带来的损害远大于利益。他认为，法案最终可能更多发挥保护美国前期生物科技公司的作用，但不至于实质性地把中国生物科技企业拒于门外。
维立志博创始人康小强也认为，中美药企仍有合作的现实需求：“做药和其他领域不同，是为了拯救生命。生命高于一切，从这个维度看，医药和一般卖产品的行业不同，还是需要更多合作。”
康小强进一步说：“疾病的问题我们远未解决，例如肿瘤还是很广泛的疾病，每年有2000万名新发病人，并有大量患者死去，治疗手段也不多。我们的目标还是把它变成慢性病。目前，还有巨大的临床需求未满足。”
在他看来，如今被列为“新新三样”之一、被寄予出口厚望的创新药产业“没有产能过剩，只有产能不够”。
业者：中美以外已无第三极
康宁杰瑞创始人徐霆如此看待全球创新药的竞争格局：除了中国和美国，已经没有第三极。
他解释，创新药研发需要非常强大的科研基础与投入；而中国这一轮能追赶上，关键原因是药物研发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从过去更多由生物学机制驱动，逐渐发展为涉及复杂技术和供应链协作的工程。
徐霆说：“现在是中美两极之间的竞争。我觉得相当一段时间内不太可能分出输赢，因为双方的路径、市场和成长模式都不太一样。”
中国在前沿赛道卡位竞逐新一代细胞疗法
中盛溯源研发诱导多能干细胞（iPSC）疗法，包括治疗帕金森病的细胞产品。图为一名工作人员进行实验操作。（林展霆摄）
帕金森病能靠让细胞“返老还童”的新疗法治疗？除了相对成熟的传统药物和手术手段，中国也正加紧布局全新的细胞治疗等前沿生物技术。诱导多能干细胞iPSC疗法（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简称iPSC）是受关注的赛道之一。
简单来说，iPSC技术通过重编程体细胞，使之“返老还童” 回到类似胚胎干细胞的多能状态，分化为特定细胞或组织，用于再生医学和疾病治疗。
坐落于安徽合肥的中盛溯源是iPSC技术领军企业之一。公司用于治疗帕金森病的细胞产品“NCR201”，是进展最快的管线之一，正在中国多家神经疾病中心开展二期临床试验，据称展现出良好的安全性、耐受性和初步疗效。
中盛溯源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俞君英受访时说，相较于抗体药物，中国细胞治疗的产业化起步较晚。公司2016年成立后，花了五六年开发多种细胞制备的生产工艺，并搭建细胞药物研发和生产平台。
当时，中国iPSC技术研发落后于美国、日本等国。不过，这段差距在临床开发阶段迅速缩小。俞君英说：“中国的优势大家都知道，是在临床。”
中盛溯源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俞君英说，中国细胞治疗的产业化起步较晚，但近年来临床开发明显提速。（林展霆摄）
中国临床数据有待国际医药行业认可
她称，公司细胞产品2022年进入申报阶段后，临床开发明显提速。以帕金森疗法为例，临床病例数量如今已超越美、日的同类项目，“临床开发可说是后发，但现在已和他们差不多持平”。
虽然目前谈国际化为时尚早，但俞君英判断，中国生产的细胞治疗产品直接走向国际市场有一定难度，未来更可行的路径或是在海外设立生产点。
俞君英坦言，包括iPSC在内的中国创新疗法走向海外仍面临一些障碍， “国外对中国的临床数据还是存在一定的信任问题”。
她认为，这背后既有历史因素，也受地缘政治环境影响；中国企业仍须积累更多临床数据，逐步赢得欧美及全球生物医药行业的认可。